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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在火上烤,就奏请改派他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据记载,那天正好高宗听朝,见李敬玄再辞,就说:“仁轨须朕,朕亦自往,卿安得辞!”——老刘要是点名让我去,我都得去,你怎么能不***书包网最好的网

        大唐东西两边烽烟又起(3)

        皇帝都这么说了,文人李敬玄只好硬着头皮去领一回兵。高宗为何在这时候蛮不讲理,不得而知。有论者说,高宗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武后专权的不满,我觉得不大可能。高宗也许就是认准了有行政能力的人,也一定能带好兵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注定了的失败之旅。李敬玄推辞不了,带着工部尚书、检校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一班将领,率兵十八万,浩浩荡荡西去。这是仪凤三年(678年)九月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李敬玄全不知兵,临阵心又怯弱,与他搭档的刘审礼却正好相反,勇莽无谋,就知道冲杀。这个搭配,令人悬心。果然,入了吐蕃境内,唐军的情况就不大妙了,李敬玄的主力沿途逗留,刘审礼一部只顾往前闯,两军前后相隔已远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情势,正是吐蕃求之不得的。吐蕃宰相论钦陵率十多万兵,看准战机,把刘审礼一支团团围住。刘审礼拼死抵挡,只望着李敬玄来救,偏偏李敬玄率后军就是迟疑不进。可怜刘审礼一身蛮勇,怎么也突不出重围,身中数箭,被吐蕃兵拿将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吐蕃的统帅论钦陵不仅是个好战分子,也是个善打仗的能手,首战得胜,立刻就进兵袭击李敬玄。李敬玄听说刘审礼被擒,慌了,连忙奔逃到承风岭。这时候敌骑漫山遍野,蜂拥而来,灭顶之灾眼看要降临。

        可巧承风岭下有大沟,李敬玄急忙命将士守住大沟,在己方加土自固。论钦陵则屯兵对面高山上,居高临下,逼住唐营,声势甚猛。

        李敬玄不是刘仁轨,没有武略,愁得不知所措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孬人居然也有天佑。唐左领军员外将军、百济降将黑齿常之,这时也在队伍中。他这家伙倒是有胆有谋,乘着天黑,只率了敢死队五百人,便悄悄去劫敌寨。吐蕃想不到还有这等不要命的,一时大乱。论钦陵虽然还稳得住,怎奈他的右营部将跋地设不知唐军虚实,领兵就逃。军心一乱,论钦陵压不住,只好跟着也退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黑齿常之杀了个痛快,从容回营。李敬玄大军才得以徐徐退走,进入鄯州。

        刘审礼的儿子刘易从,听说父亲陷于敌手,便自己绑了自己,到朝门请求入吐蕃以身赎父。这简直是天朝耻辱!高宗、武后也没别的办法,恩准他去“省亲”。等刘易从到了吐蕃,刘审礼已伤重身亡。刘易从悲伤得昼夜哀号,连吐蕃人也生了怜悯心,准许他把尸体带回去。据说,刘易从就赤脚徒步,背着父尸回到了大唐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次黑齿常之力挽危局有功,高宗、武后提拔他为左武卫将军,把李敬玄召还朝,贬为衡州(今hn衡阳)刺史。此外,还有一位监察御史娄师德,应“猛士诏”从军,在李敬玄大败之后,他收集散亡兵士,唐军声势才稍稍振作。高宗、武后很欣赏他的胆略,就命他去宣谕吐蕃(去开导人家)。

        吐蕃大将、论陵钦的兄弟赞婆,以盛大的兵容来迎这个说客。娄师德对他们一番开导,仔细陈说了利害,把赞婆听得口服心服,情愿讲和。此后大约有一年多,吐蕃兵不再入唐境。

        战争是检验将才的唯一标准。此后数年,唐对付吐蕃主要就靠黑齿常之了。黑齿先为河源(今qh西宁)军副使,永隆元年(680年)领兵击退吐蕃的再次袭扰,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。他认为河源为唐蕃双方力争的冲要之地,必须守住,但这里地处边远、运输不畅,粮食问题解决不好,于是就筑起了烽火台戍所七十余所,开屯田五千余顷,年收粮五百余万石。

        河源防线的军粮充足后,再无后顾之忧,把吐蕃的进军脚步给死死挡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吐蕃将军赞婆不甘心就这么被黑齿常之制住,也率部三万人在良非川(今qhgh县恰卜恰河)屯田。两军搞起了生产大竞赛。

        高宗审时度势,决意打一个主动仗。于开耀元年(681年)五月,命黑齿常之出击。唐军精骑万余夜袭吐蕃兵营,大获全胜,斩首二千级,缴获羊、马数万。赞婆不好好记住娄师德的劝谕,这次输得狼狈不堪,仅单骑逃走。

        史载,黑齿常之在河源军前后共七年,吐蕃兵畏之如虎,多年不敢犯边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个前后,突厥的旧众也先后复叛,好在都被唐军迅速平定。在平定东西突厥余部的战争中,涌现了一颗新的将星,也陨落了一颗老的将星。新星就是早年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被人告了密的裴行俭。这人文武兼备,被贬到西州(今xj吐鲁番)后,很快又被高宗、武后起用,后来一直上升,曾当过安西都护。在平定叛归吐蕃的西突厥余部时,他出了个主意并受命实施,以护送滞留唐廷多年的波斯(今伊朗)王子回国的名义,假道西突厥。在当地召集了他在西州结识的众部落头领,汇聚了万余人,以打猎为名,兵不血刃,就将西突厥两个首领擒获。书包网想看书来书包网

        大唐东西两边烽烟又起(4)

        陨落的老将就是薛仁贵。在永淳元年(682年),厥又有余众反唐,薛仁贵奉命前往云州(今sx大同)征讨,敌帅闻其大名而丧胆,不战而逃。薛仁贵斩获三万余人,大捷而归。回到代州(今sxd县不久患病死去,终年七十岁。

        西境战争连绵,东境后来也一直不安宁,高丽余众不断有反叛。最可气的是新罗,现在已全然忘了当年的救命之恩,居然派兵助高丽余众与唐军作战,同时还公然占据已归唐朝管辖的百济旧地。

        天下还有这等忘恩负义之徒!高宗、武后震怒,于上元元年(674年),派刘仁轨领兵征讨新罗,把这昔日的小兄弟狠狠打了一顿屁股。新罗畏惧,遣使者入贡谢罪,这才算罢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由于西境突厥、吐蕃方面的压力太大,高丽余众又一直反叛不断,唐廷终究无力顾及,只得在后来的仪凤元年(676年),将安东都护府移到辽东城(今ln辽阳),默认新罗独占半岛,对部分高丽旧地也放弃了直接管辖,而只是让亲唐分子去打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回顾这一段的边境战火,令人感慨系之的事很多。后世有论者指出,高宗一朝的对外战争,以总章二年(669年)为分水岭,前面是一连串的辉煌,屡败敌国,领土骤增;而后面则是从顶峰跌落,开始出现令人惊异的惨败。财政困难,防线过长,两面作战,用将不当等一系列潜在问题开始暴露。

        咸亨元年(670年)与吐蕃的争锋,名将薛仁贵居然吃了大败仗(尽管事出有因),唐被迫罢安西四镇,这是一个标志,说明危机已然爆发。

        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仪凤三年(678年)李敬玄大军征吐蕃的惨败。这次对外战争,时机不可谓不好,准备不可谓不充分,完全有可能获胜。

        其时为吐蕃国丧期间,选择的战机是敌国人心不稳的时期,正确。

        除了李敬玄的主力之外,高宗还敕令益州长史李孝逸、巂州都督拓王奉等调动剑南道(治所在今sc成都)之兵,予以配合,做了两线部署,正确。

        高宗还派了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赴黄hn北广招精兵良将,组成精锐的参战部队,保证了主力军的战斗力,正确。

        派遣兵力总计十八万,对一次远征作战来说,人数相当充足(参照征高丽动用约十三万人),丝毫没有轻敌,正确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,为什么主帅偏偏要选用一个在军事上纯属窝囊废的李敬玄?这项人事安排,高宗、武后难道没过脑子?

        所以,对这场战争中的失误,我只能对其原因做一般性的推测。一是高宗、武后可能觉得只要兵员充足、兵卒健锐,就一定能马到成功;二是希望李敬玄能像刘仁轨在高丽那样,以文臣身份在战场上出奇制胜。

        上述第一个原因,其实还是轻敌。第二个原因,则是犯了经验主义毛病。刘仁轨的意外胜利,有具体的主客观因素,是不能复制的。况且刘仁轨当时的处境,是偏师(增援部队)和次要战场(高宗曾考虑放弃),即使败了,于全局的牵动也有限。而李敬玄面对的是与论钦陵大军决战,让他挂帅,实在是冒险。

        两次大败,给“大唐必胜”的狂热大大浇了一瓢凉水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高宗朝对外战争的初期,因为取胜容易,战争时间短,平民百姓渴慕军功,都争先投军。有的甚至“不用官物,请自办衣粮,投名义征”。正合唐诗里写的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”之意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到后来,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。战争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。出征时间拖长,胜利没有把握,甚至把性命搭上也说不定,因此民间厌战情绪抬头,连兵源都发生困难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武则天的息兵建议,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战争不光是战争,还要考虑国力、民力,要有远交近攻的总体战略——这些,武则天都做过认真的思考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唐廷在后来推行的对外策略来看,可以推断出,她思考的结论有以下几点:

        前一段四境武功战果辉煌,是因为国力强大、百姓富裕。但是,大唐不是以军事扩张立国的帝国,对外战争是为了国内百姓安居,一旦军事负担透支,百姓厌战,战争就必然撑不下去。这是其一。

        当东、西、北几面受敌时,决不可均衡用力、四面出击,必须“抓住主要矛盾”。把对大唐威胁最大的敌国作为主要打击和防范对象,其余国家能和就和,再不然就以夷制夷。这也是考虑到了不能无限度地使用国力。这是其二。书包网

        大唐东西两边烽烟又起(5)

        对暂时啃不动的敌国,就采取守势,不能赌气,不能为了面子就发动一场劳师动众的战争。一定要有充分耐心等待最有利的时机,哪怕把任务留给下一代。这是其三。

        对可能复燃的游动部族之敌,要趁其羽翼未丰就干掉,不能养痈遗患,闹到将来不可收拾。这是其四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,武后考虑的这个“息兵”政策,并不是主张放弃强大国防、全面收缩,而是主张对国际关系要有理性的处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的唐之周边关系,与我们今天正相反。当时东部的敌人,无论从国力、战略纵深和作战特点上,都不能对唐本土构成太大威胁。新罗就是再忘恩负义,也不过就是想在半岛上当个统一的老大,还不至于到唐的本土来攻城略地。因此,东边是次要之敌。

        威胁最大的还是西部的两大强敌——突厥余部和吐蕃。一个要复仇,一个要扩张,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过程中,唐的西部领土是他们窥伺已久的,因此必须全力对付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咸亨元年(670年)起,安东都护府两次后撤,最后撤至辽东,彻底放弃了半岛,除了高丽余众不好管理的因素外,主要也是出于上述以西部为主的战略考虑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时期,高宗虽是与武后联合执政,但从某些迹象上可以看出,两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还是有区别的。回想当年征高丽,高宗兴奋得跃跃欲试,差一点儿就要率六军亲征。而武则天则公开上表劝阻,用舆论的力量制止了他。

        此外,在武则天后来单独执政时期,也一直坚持奉行息兵政策。可见,她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统治者,这是近世绝大部分史家的定论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,当然也引起了高宗与武后的反思。黑齿常之的被擢拔、被除名的薛仁贵的起复,以及一大批新老将领对稳定西北的贡献,都说明,在用将方面唐廷也十分谨慎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人研究过,高宗后期,唐与外族友好往来的频率突然增加,有很多还是与唐并不接壤的远邦。可以推断,这个变化也是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实行的,就是为了远交近攻。

        高宗对“建言十二事”相当赞赏,曾下诏褒扬,并要各衙门去执行。其中比较重要的“息兵”一条,看来也被高宗欣然接受,正式成为国策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,大唐四境渐趋稳定。高宗一朝,边境上共设有五大都护府。大唐的声威,远被欧亚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来看这个时期的疆域——

        安东:初期治所在平壤,后移至辽东新城,所辖远至乌苏里江以东,包括hlj两岸入海口处;

        安北:治所在今蒙古杭爱sd部,所辖今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;

        单于: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,所辖今内蒙、阴山与河套;

        安西:治所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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