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二章

这就是她给高宗的上表、著名的“建言十二事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十二事，并不是朝中琐事，而是涵盖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大政方针，从中可以看出：武则天现在考虑的，不仅仅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她的所思所虑，已有了圣明君主的格局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建言十二事”的具体内容是：

        1.劝农桑，薄徭赋；

        2.免除三辅一带百姓徭役；

        3.息兵，以道德教化天下；

        4.在全国各地禁止浮巧；

        5.节省功费、力役；

        6.广言路；

        7.杜谗言；

        8.王公以下皆习《老子》；

        9.父在为母服缞三年；

        10.上元以前勋官以给告身者无追覆；

        11.京官八品以上者增加俸禄；

        12.百官任职已久、才高位下者，得以晋阶升迁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十二条，归纳起来是四大政策：一是富国强民，二是善用人才，三是笼络百官，四是提高妇女地位。

        四海之广，何为根本？

        武则天纵有千条错误，但唯有国之根本她看得准，抓得也很牢。

        历代君王，自夸英明的比比皆是，没有几个人肯承认自己是无能的。但是，英明不英明，只有一条检验标准——民是否富？国是否强？

        皇帝的政治新衣可能年年有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件，那不过就是跟愚民开玩笑。

        用这一条来检验武则天，她起码是现代的所谓“心里装着老百姓”的执政者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步入政坛后，风波迭起，颇不平坦，耗费了很多心力来应付局面，但是太宗之魂从没有离开她的头脑。武则天自始至终把富民强国作为头等大事来完成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她和高宗联合执政时期，大唐从战后恢复期进入蓬勃发展期，国力渐盛，人口激增，万民乐业。这个因素，才是武则天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。她的智谋、权术、心计，固然是她纵横政坛的利器，但即便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，如果漠视民意，或敢于倒行逆施，那是早晚都要被民众情绪这个“覆舟之水”所掀翻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劝农桑，薄徭赋，就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根本。无论何时，“牧羊者”都必须爱惜羔羊。老百姓的负担多少，看似与在上者的稳定无关，而实际上，民不堪赋役索取之累，是历代所有皇朝灭亡的原因或导火索，无一例外。

        武则天的改革纲领“建言十二事”（2）

        武则天在第二条中提出的免“三辅地”徭役，是指免去长安一带的京兆、冯翊、扶风三地人民徭役。京畿百姓负担本来就很重，那几年，关中又多有灾年。所以这一条，显然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“惠民措施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她的执政过程中，像这样把目光投向底层疾苦的事例多的是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中在咸亨元年（670年）遭大灾，连续发生旱、霜、虫灾，民间多有流离失所的儿童。在武后的推动下，高宗有诏下，准许民户领养年十五以下不能存活者，也可以让他们干活，但不得为奴婢，这样好让穷孩子们有个活路。四年后，又有诏下，要求把这些当年由各家收容的难童放归原籍，各家还要给够他们衣食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对于一般饥民，则准许他们去其他州县“逐食”（谋生或乞讨），又下令转运江南租米来赈济难民。

        永隆二年（681年），中原因遭水灾发生严重春荒，武后便带头捐出脂粉钱救济灾民。她还把皇后穿的十二道褶裥罗裙改为七道，以示节俭。她的举动，直接影响到公卿阶层，压抑了官民中盛行的奢侈夸富之风。

        在中国古代，每逢春季，皇帝要率领公卿“祭先农”，亲自耕一耕地，做个表示；皇后也要率领命妇“祭先蚕“，亲自打理桑树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劝农桑”仪式。武则天打破了惯例，在上元二年（675年）特别举行了大型的劝农桑活动，把原来的小范围的仪式，变为在邙山之南举办大规模公开仪式，以此激发民间的农业生产热情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个施政者，心里头有没有百姓，做出的事是大不一样的。武则天出身于勋臣家庭，是个典型的高干子女，但在早年，丧父归葬时的一路所见，使她终身不忘百姓疾苦。这也是她治下人民的一大幸事吧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建言十二事”里讲到的学《老子》，有论者说，这是尊崇李家老祖宗之意，是为了表明她是李家媳妇，并无篡逆野心。我倒以为，这是武则天大有深意的一个举动。唐朝本来就尊老子，用意是为了加强统治权的合法色彩，武则天提倡全体官僚读《老子》，则是为了刷新意识形态，为她将来的大变革开道。

        老子的哲学是人文哲学、浪漫哲学，不是政治哲学，让自己的官僚集团读老子，实际是没有什么用的。这样做，无非是在意识形态上造成革命的气氛，让官僚们感觉到变革的先声，以便将来更容易接受变革的事实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，只要是意识形态体系，无论老子、孔子，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都不过是在解释世界。之所以新的统治者愿意使用新的意识形态，主要也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合法性。武则天作为女人参政，与儒家政治相违，近乎异端，那么就来一个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让变易、变革、变动不居的理论先占据舆论制高点。

        其中第九条“父在为母服缞三年”，则是为妇女壮胆提气的措施。中国古代规定，人死了，其近亲要穿熟麻布制作的丧服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“戴孝”，不过一般都用白布替代。丧服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，分为“斩缞、齐缞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”五个等级，统称为“五服”。其中“斩缞”为第一等，即把衣服边撕开，不剪不缝，也就是毛边孝服。子为父、父为长子服孝，都称斩缞。在这一级别里，没有妇女的位置。

        齐缞要低一等，衣服边是缝好的，所以叫“齐缞”。在这一档次里涉及母亲的有：如果父亲已死，母亲死时，儿子服齐缞三年；如果父亲还在，母亲死了，儿子服齐缞一年。对比来看，母亲的地位还不如长子。

        把母丧的服孝规格提高一步，是武则天有意在提高妇女地位。虽然只提高了一小步，但对等级森严的礼法无疑是个挑战。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，这也是深谋远虑的一步棋吧。

        其余“广言路”、“加俸禄”等，都涉及官员阶层和政治体制，武则天在这方面是下了不少工夫的。但十二事中的“广言路”等，很难实行。其实“广言路”、“杜谗言”之类，极易流于口号。武则天虽然是比较善于纳谏的，但是也免不了要听信谗言。

        谗言这东西，危害了政治正义几千年，统治者也知道它不好，可为何没有好法子禁绝？因为在政治运作中，有一条定律就是“谗言绝对有效”律，有效的东西人们当然要用。再透明的政治，也总有一部分必须是黑箱操作，谗言的生存空间，就在这黑箱中。书包网最好的网

        武则天的改革纲领“建言十二事”（3）

        谗言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在上者不可能隔三差五到第一线找人了解情况，他要靠听汇报来掌握下情。而谗言就与真实情况具有平等身份，上面怎么能一下就察觉？等到真相大白时，那已是巨奸大恶养成之后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统治者名义上反谗言，但实际上并不痛恨，他们知道谗言对所有的官员都有威慑力，有了这个东西，大家就会老实点儿吧。谗言有利于控制官员，这就是皇权制度下谗言不绝的最根本原因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在政治体制方面，武则天也做了一些实际的事，大部分都属于“改革”措施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深知一个道理：大变动，要靠小变动来开路。大家一旦习惯变动了，真的天崩地解也就没人感到稀奇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所做的比较重要的事，跟明朝皇帝朱元璋做的有些类似，主要有两件：一是削弱相权，二是起用低品级文官参与中枢。

        乾封元年（666年）对高丽开战后，宰相多由武人组成，这些人与武则天并无渊源关系。加之其后李勣和许敬宗的去世，武后在朝中已无得力骨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宰相班子对皇帝的影响就越来越大。

        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她于龙朔二年（662年）提出，太极殿低洼阴湿，不利于高宗的病况，应将皇帝居所移往大明宫。大明宫是早年太宗为太上皇李渊修建的避暑宫殿，尚未完工李渊就死了，于是工程半途停建。现在武后下令把它建好，改名为蓬莱宫。第二年，高宗正式移宫，此后就在蓬莱宫的正殿紫庭殿听政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过去，皇帝起居、上朝和百官办公，都在太极殿，堪称君臣一体。现在一搬家，皇帝听政的地方就和原来的宫城隔开了，中书、门下两省都不在禁中。这样一来，中枢的谋议就在内廷进行，而不像过去那样在外朝进行了。宰相的地位由此大降，而皇权则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厉害。

        此外，武则天在参政以后，还悄悄改变了大唐的高层运作机制。

        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务，是“三权分立”，即中书省出旨、尚书省执行、门下省封驳（监督）。这样的设置，是怕权力过于集中会产生尾大不掉的权臣，分权后大臣互相制衡，会好一些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时候皇帝的权力并不大，更多的像是一个“虚君”，所有的表章到皇帝手中时，已是经宰相们审议并有了意见的，皇帝只能批准或否决。如果是否决，也不是他老人家一票就算，而是要和宰相共同商议。皇权与相权并未截然分开。

        武则天当权后，情况发生变化，宰相的裁决权无形中被取消，仅剩下汇总百官表章上奏的职权，裁决权归于皇帝。实际上是“百官表奏，皆委天后详决”，她不再允许宰相们分割皇权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变动，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意义极为重大。它是否具有进步意义，不能以现在的民主观念来衡量，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，面对纷繁事务、辽阔疆域，加强集权也许就是一种进步，不然这样的事不会一再在历史上发生。

        著有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，曾经将唐代三大君的执政风格做过比较，他说，太宗是“慎始慎终”，玄宗是有头无尾，而武则天是“权不下移”，乃为专断之主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政治体制上的另一重大举措，就是启用“北门学士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件事的背景因素有两个，一是武则天在朝中的盟友不仅人数少，且已逐渐凋零，她需要有一批集团化的官僚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。二是中国皇权制度到了唐代趋于完善，政务开始细密化，尤其相权被削弱后，工作更多。武则天一个人承担不了繁重的章表批复，因此她决定在内廷建立一个智囊班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为此，她把一批品级不高的文学之士召入内廷，参与决策，起草诏令。起初这些人没有名号，人员也不固定，到乾封元年（666年），武则天特许一批文士从北门（玄武门）出入禁中，朝中大臣讥之为“北门学士”，这才算有了个称号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知名的北门学士有元万顷、范履冰、苗神客、周思茂、胡楚宾等人。他们出入北门，与政府办公的“南衙”无涉，形同武则天的私人。朝中大臣知道这是为了分宰相之权，因此就多有讥讽。这些北门学士极受武则天赏识，在武则天后来以太后身份临朝时，北门学士就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力量。

        武则天的改革纲领“建言十二事”（4）

        在北门学士中，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元万顷，他是北魏皇族之后，史书上称他“属文敏速，然性疏旷，不拘细节，无儒者之风”（《旧唐书·元万顷传》）。这么一个洒脱之人，必有《世说新语》式的掌故。他在随辽东道大总管李勣征高丽时，一个人就有两件事成为掌故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李勣的陆路大军之外，当时还有一支偏师水军由裨将郭待封统领，前去袭击平壤。别帅冯本率领大军在后，增援郭待封，不巧船破失期，大军没有赶到。郭待封那边苦等不至，急了，想要写信给李勣，但又怕被高丽兵截获，知道唐援兵不至，就会乘危迫之，于是写了一首离合诗（或作藏头诗）赠给李勣。李勣不解其意，大怒曰：“军机急切，何用诗为？必斩之！”元万顷当时为辽东总管记室（文书、翻译），只有他一个人看明白了，为李勣解释了一番，李大总管这才熄了火气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勣在军中曾令元万顷作讨高丽檄文，文章写好后，其中有一句话是讥讽高丽“不知守鸭绿之险”。泉男建收到檄文一看，大受启发，给李勣传了个话，说“谨闻命矣”，而后移兵固守鸭绿江，使唐军不得渡江，这可把李勣给气疯了——我的人居然给敌人出点子。事情闹大了，元万顷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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