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一章
事情的起因，还在于李义府的人品太烂。这年八月，李义府有恃无恐，闹了个桃色事件。
洛州妇人淳于氏，因犯**罪被关进大理寺狱，李义府听说这女人长得美，便垂涎三尺，竟然叫大理寺丞毕正义徇情枉法，把这女犯放出来，好纳为妾（也不怕今后戴绿帽）。
大理寺是古代的终审法院，丞是具体办事的从六品小公务员。毕正义官太小，不敢不听命，更不敢讲什么“正义”。
贞观留下来的牛圈也该打扫一下了（2）
关陇一派得知这消息，哪里肯放过他！大理寺卿（从三品，终审法院院长）段宝玄立刻将此事上奏。高宗让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去审理，毕正义也被下狱。李义府害怕事情泄露，竟然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。
这个丑就丢大了，估计武则天也是火冒三丈。但用人之际，不能管那么多，孟尝君、曹操就是榜样。下属私德有亏，无碍大局。也许是她跟高宗吹了风，高宗便不打算处理李义府。反正毕正义已死，死无对证，且纳女犯为妾并未成为事实。放一马，也不是不可。
然而侍御史王义方不服，认为不可如此草草，他上奏弹劾李义府“擅杀六品寺丞，罪不可恕”。他还指出，如若放纵，今后生杀之柄将不决于皇上。
高宗此时已经铁了心要维护李义府，他撇开这个话头不提，反而责备王义方“毁辱大臣，言辞不逊”，将他贬为莱州司户（掌户籍、赋税的小官）。
软弱的君主也有不讲理的时候啊！高宗从这个时候起，施政上已开始有了明显的“武氏风格”。
这个反击武氏阵营的好机会，长孙无忌、韩瑗并没有加以利用。他们仍然保持沉默。后世史家认为，长孙集团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极为不妥，是“前不应当示强，后不应当示弱”。此时再软弱，也没有回身余地了，反而不如绝地一搏有再生的可能。
武则天这边却是进行得有板有眼，对长孙集团的剿灭行动已悄悄开始！
按照武则天的计划，先实施的是外围行动。把长孙无忌的亲戚，一个个调离京城外放。太常寺卿、驸马都尉高履行，被派到益州（今sc成都一带）大都督府任长史；工部尚书长孙祥，被派到荆州大都督府为长史。从表面看，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虽然外放，但所任的职务也非常重要。这两个州，是天下显要州郡，都督是由亲王在京城遥领，不实际到任，那么副职长史就是实际上的州官，权力很大。
然而，这两个人不是别人，一个是长孙无忌的表兄弟，一个是他的堂兄弟。这一步棋，天下人都看明白了：是未演“定军山”，先演“断臂山”，砍了你的左右手再说！
长孙此时，倒还沉得住气。他自武则天封后以来，一肚子的怨恨，索性不去上朝了，在家编纂《武德贞观二朝史》，以静制动——反正我是皇帝的舅舅，还能吃了我不成？
统帅隐身于后，避开风险，以免中军动摇。而在前台做困兽犹斗的，是韩瑗、来济。
到此时，褚遂良外贬已有一年多，侍中韩瑗上奏，想说服皇帝把褚遂良召回，以恢复关陇一派的元气。他奏道：“朝廷贬谪贤良之臣，向为风气败坏之兆。遂良体国忘家，乃国之老臣，无闻罪状，即遭贬谪，内外、百姓无不叹惋。遂良虽有迕君之罪，然颠沛经年，陛下何不怜而赦之乎？”
高宗此时情绪还好，平静地说：“遂良之情，朕亦知之。然其悖戾好犯上，故而责之。卿何必言重？”
韩瑗、来济见高宗的话有所松动，便慨然力争：“遂良乃社稷忠臣，为谗谀之人诋毁。陛下无辜弃逐旧臣，恐非国家之福。”
高宗听这话说得无礼，脸色就有些不好。
韩瑗却不察言观色，一时失口，竟然说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！”
高宗闻言，勃然变色，吼道：“你下去！”
朝议时，武则天也在帘后，但始终未作一声。她观察得很细，心中已然有数。
韩瑗退下后，立刻上本辞官，但高宗不准。
显庆二年（657年）闰正月，高宗带着武后行幸洛阳宫，在这里住了下来，并于当年底宣布将洛阳定为东都。后世有史家说，因武则天在长安宫中常见王皇后、萧淑妃的鬼魂作祟，故有此避祟之举。而实际上，是因为唐疆土已比前朝有所扩大，政治中心南移，是为便于统治。
到了三月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关陇一派建议高宗，把褚遂良从潭州（今长沙）调到更远的桂州（今gx桂林）任都督，这也可能是为了让他再远离政治中心一些以避祸。
关陇一派恢复声势基本是无望了，与此相对，拥武一派却在一路猛进。九天后，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。中书省是国家的政务中枢，在唐代也一度有西台、凤阁、紫薇省之称。中书令则是中书省的主官，正二品，是辅佐皇帝执大政的国家重臣。
贞观留下来的牛圈也该打扫一下了（3）
这个安排，预示着终局一击就要来临！
果然，到了当年七月，许敬宗、李义府秉承武后意旨，突然诬奏：“韩瑗、来济潜谋不轨，与褚遂良朋党为奸，密谋叛乱。因桂州为用武之地，故改授遂良为桂州都督，意在引为外援。”
几个宰相要谋反？荒唐，但也有可能啊！
高宗是经不起吓的，闻奏大惊，也不管有没有证据，立刻贬韩瑗为振州（今hnsy市刺史，来济贬为台州（今zjlh市刺史，并终身不许入朝。
褚遂良更是问题的核心，一家伙被再贬到爱州（今越南清化）为刺史。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虽然已是死老虎，早就贬到荣州（今scr县了，这次也受牵连，再贬到象州（今gx为刺史。
至此，关陇集团一朝瓦解。
大唐南疆的化外荒僻地，忽然多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刺史。
褚遂良这一贬，给贬到如今的外国地面去了，心情恶劣可想而知。他左思右想，再无扳回局面的可能，当初的倔强劲儿早已消失，只有上表乞怜。他说：自己当初是有功于陛下的，曾反对李泰为太子，与无忌等四人定策，要立陛下。先帝临终时，臣独与无忌二人受遗诏，陛下当时哀恸，臣曾加以宽慰，陛下手抱臣颈。臣与无忌立刻奉陛下还京，处理大事，致使内外安宁。臣力小任重，动辄得罪，今成蝼蚁微贱之躯，乞陛下哀怜！（见《新唐书》）
表上去之后，高宗不理。
这表章写得字字血泪，情动于衷。按理说，高宗不可能不被打动。之所以没反应，据《新唐书》推断，是“牵于武后”——被老婆管住了。
政治不讲感情，高宗的冷漠，给褚遂良的身心打击很大。第二年，就在越之南郁郁而终，时年六十岁。
褚遂良这个人，是个功过参半的人物。他是贞观，办事干练，为大唐的兴盛立过大功。又是著名的书法家，博闻广记，说是一代人杰也不为过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此人又并无甚高明见解，思想迂腐。私德上也有一些问题，比如曾经强占民田，为人所诟病。尤其在太宗末期陷害前宰相刘洎，导致刘洎被太宗冤杀，是他抹不掉的一大政治污点。
这正是，现在人家拿来攻子之盾的，用的都是子之矛。
许敬宗因诬告了这帮贞观老臣，四天之后，就升了侍中，成了正宰相，顶替了韩瑗的位置。现在，武则天在门下省有许敬宗、中书省有李义府，高宗的圣旨再不会受到阻挠了，政务上的事情顺手得多了。
许敬宗、李义府这两个人，为人谄谀，行事诡诈，以株连功臣而发迹，人多有不齿。武则天在开辟政治通道时，起用了这两个人，使她后来很难洗清名誉。尤其在后人的眼中，形成了她专用卑鄙小人的印象，多少掩盖了她后来在用人方面的公平与明智。
最先投靠的许敬宗，当时名声就极臭。隋末江都兵变之际，其父许善心遇害。许敬宗不敢营救，反而在乱兵面前跪地求饶，才活了一条命。此事传出后，为天下所耻笑。
李义府更是个无赖小人。高宗和武后信任他，他就狂了，卖官鬻爵，大捞黑钱，把老妈、妻子、儿子、女婿都发动起来收钱，到他家走门路的人不绝于途。
闹到后来，连高宗都看不过眼去，把李义府叫去劝诫：“听说你儿子、女婿皆不谨慎，多有罪过。我亦为你掩盖，未对你讲，你可好好劝告，勿令如此。”李义府勃然变色，颈腮发红，稍后反问：“谁向陛下道此？”高宗说：“只要我说得对，何须问我如何得知？”李义府拒不认错，缓步而去，高宗居然也都容忍了。
中书令杜正伦是李义府的同僚，资格比李义府老，看不惯这个新贵穷凶极恶的样子，李就衔恨在心。两人在高宗面前互相攻击，高宗一气，就把杜正伦贬为横州（今gxh县刺史，把李义府打发到普州（今scay县当刺史。
吏部尚书唐临是长孙一派的人，他见李义府被贬出中央了，大为兴奋，想趁机扳回局面。他把素与李义府有怨的张伦，调为剑南道（今scyn一带）巡察使，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个不知耻的李义府。
唐临还保奏与来济关系不错的许炜为江南道巡察使，以保护被贬在台州的来济，等待将来翻身的机会。
武则天当然知道李义府不成器，但“革命”大业初起，好人不愿意参加，不用这混蛋用谁？于是对李义府施以援手，决不给关陇一派以喘息之机。她对高宗说：“唐临弄权，私自选人授官，朝中对此多有烦言。不罢此人，朝廷将蒙尘。”
高宗相信了这话，立刻贬了唐临的官，断了关陇一派最后的幻想。不久唐临就死在了潮州刺史任上。武则天接着又提议，让许敬宗代李义府为中书令，另派大理寺卿辛茂将兼任侍中。
到显庆四年（659年）四月，武则天的人事安排全部到位，宰相队伍差不多全换成了自己人，关陇一派仅剩下长孙无忌孤家寡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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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最后一棵老树彻底砍掉（1）
研究长孙无忌这几年的心态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这位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，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，就不问世事，埋头著书。
从显庆元年（656年）起，他与史官、国子监祭酒令狐德棻合作，陆续编出了武德、贞观两朝《国史》。还组织史官编撰了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《五代史志》三十卷，组织礼官修成了《显庆新礼》一百三十卷。
外面在厮杀，他却稳坐著书斋；其他的关陇大佬接二连三被贬，不见他发一言，这真是一场奇特的“静坐战争”。他这是心灰意懒，是无能为力，还是惧祸？后世史家的说法不大一样。
有史家认为，关陇一派在后期的绝望挣扎，都是他在幕后导演的，他不过是外冷内热。但我认为不大像。
关陇集团和武后势力的此消彼长，只要越研究，就越觉得不可思议——武则天的进展，真是太顺利了。
首先，关陇一派这几年虽然处于劣势，但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一大批既得利益者，要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不可能坐以待毙，他们会构成顽强的阻力。其次，广大的中间人士恐怕也看不惯显庆新贵们的卑污，不会积极附和武后势力。再者，“后党”一派的人数实际上少得可怜，他们不过就是敢跳出来而已。论资格、论声望、论实力，都微不足道，就算有高宗和武后的支持，也不至于这么痛快地过关斩将。
但是，一个声威赫赫的官僚集团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搞垮了，没有激烈的反抗，没有宁死不屈之士，没有覆灭前的绝唱，这才是怪透了！
我认为，其首要的原因，就在于关陇的第一领袖长孙无忌放弃了反抗。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？值得探究。
长孙是一个长于行政与智谋的官僚，在生死存亡之际，怎么会有如此的书生气？我看，这是由于信念的破灭。
唐这个国家，虽然是高祖李渊缔造的，但在整个贞观时期，可以说是由太宗李世民再造了国家。而长孙无忌，则是再造国家的灵魂人物。
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国家，一天天变得陌生，他大概是感到了空前的幻灭。他是“玄武门之变”的坚定发起者，可以说没有他，也就没有唐太宗、没有贞观时代。几年来，眼看着永徽年间，一个比宫女高级不了多少的女人渐渐坐大，控制了皇帝和朝政，一些急功近利的低级官员，一夜之间爬上最高的政治平台逞狂，这位免不了寒透了心。
他看到了政治理想的虚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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